6月21日上午，邹元江教授应邀到湖北美术馆“听涛讲坛”作了题为《“类”思维与中国审美感知的主导倾向》的学术报告。在报告中，邹教授从图像与文本两个向度为听众讲授了“类”思维的内涵及其对中国审美感知的深刻影响等问题。

邹教授通过戏曲脸谱与书法中的书体深入浅出的引出了报告的关键词——“类思维”。邹教授认为，“类思维”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比象”、类归能力，这种“比象”、类归能力并不是对自然的摹拟，而是非对象性、非自然性的比拟、类归，它具有抽象性、象征性及形上意味。继而，邹教授以“五味”、“五色”、“五声”为例，形象地说明在中国古代的审美感知中味觉、视觉、听觉并非单一的、独立的感觉，而是以“类”为主导的交互联觉，这即将人的各种感觉在心里打通，生成极具审美意味的“通感”统觉感知。

接下来，邹元江教授对《周易》文本中的“类”概念逐一予以分析，发现“类”并非静态意义上的“范畴单位”，而是动态的或性质上的范畴，其本性在于形态上的“相应”，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因此，“类”是想象性的“似真”，是图像学活生生的呈现。总之，“类”是非静态的本质的亮相，即生命出场之象（貌）。如此，“类”的对象并非是“物”，而是“象”，此“象”又非外物的实象，而是物之“比象”，即类归之象。这种肖似的类归是以生命之气、以类聚象的“简易”思维。

在报告中，邹教授以中国最纯粹的艺术——书法、绘画与戏曲——进一步说明这种高度的类型化正是中国审美感知与艺术呈现的主导方式。邹教授指出，中国的书法与绘画都是图型的、轮廓的、线条的，是用线条抽象了的类型。类型表达的并不是物象本身，而是划界，让你意识到它是类型的、情感的貌的呈现，是画者所给予你的召唤结构的限定，它诉之于你丰富的想象世界将它完形。中国戏曲中重要的不是文本，而是如何以舞蹈化、旋律化的图像、声腔、姿态、动作呈现出人们早已熟知的故事梗概。因此，它的角色是行当化的、表演是程式化的、装扮是脸谱化的、文武场是曲牌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