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政治现象学应该与传统的政治哲学和现代的政治学区分开，政治现象学既不是传统政治哲学的延续或新发展，也不是与当代政治学的交叉学科。政治现象学悬置传统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思想以及当代政治学的自然主义倾向，其目标是让政治经验在自身之中显现自身。通过论述政治经验中的自我与他者的目光、事件（行动、运动和革命等）、语言、身体几个要素，可以阐释人如何在政治经验中发现自我和获得自我肯定，而这种寻求他者认可的过程在事件中使得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从而构成了现象中显现与显现者中的显现的一端，成为社会存在和自然事态的出现的先验条件。政治现象学作为先验哲学，既抛弃了传统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前提，又悬置了当代政治学的自然主义假设，面向政治现象本身。

政治一直是传统政治哲学和当代政治科学研究的对象。政治现象学，作为新兴的学科，既区别于传统的政治哲学，又与当代政治科学有根本的不同。现象学与政治学的一个根本区分就是，现象学是先验性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是关于事物自身如何以自身的方式从自身之中显现自身的学问。政治现象包含多种的政治形态，国家、政府、宪法、政党、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政体、意识形态、公民权利，等等，而现象学关注的是所有这些政治现象中的共有的本质是什么。树的本质不是某一棵树，也不是树的整体，树的本质不同于个体的树。同理，政治现象的本质不同于任何一种政治的具体形态或关系。

如何使得政治现象的本质显现出来，这是政治现象学的任务。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政治现象学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现象学悬置，悬置在对待政治现象上的自然主义态度。政治现象学既不是传统的政治哲学，也不是现代的政治科学（政治学），而是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先验政治哲学：它抛弃了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假设，依据政治现象自身的本质特征来阐释政治现象。

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中的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从古到今有不同的内涵，但是其核心思想是不变的。自然主义把人类社会看作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把人看作是众多自然物的一个种类。研究人类社会与研究自然物没有本质的区分。在自然主义看来，人类社会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虽然有其独特的内涵和存在方式，但是，我们必须以理解自然物的方式来解释人类社会。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仅仅是动物中的一个种类，无论是在个体还是在类上，人首先是动物。任何社会和组织与蚁窝、蜂窝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正是因为人首先是动物，如果没有外来的束缚，如果没有法律和正义，人就成为动物中最危险的。人比蜜蜂更具有政治性（更是一种政治动物），这是因为，人被自然赋予了一种逻各斯能力，即语言能力。纯粹的声音仅仅表达痛苦与快乐等情感，而语言使得人具有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感觉。家庭和城邦（国家）就是基于这种关于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感觉之上建立起来的。蜜蜂、蚂蚁、猴子等也有某种社会组织，但是，他们没有逻各斯，没有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逻各斯所代表的理性仅仅是自然现象中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统治在人类中的表现：统治与被统治是自然界（动物界）普遍现象，而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动物，逻各斯是其特殊的统治方式。亚里士多德认为，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不仅仅存在于生物之中，甚至存在于宇宙之中。有的人生来就是统治人的，有的人生来就是被统治的。家庭中的主人与奴隶、丈夫与妻子（男性与女性）、父亲与孩子就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城邦中的国王与臣民也是如此。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制度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中，政治现象就被还原成了特殊的自然现象，用自然现象来理解政治现象，这实际上是遮蔽了政治现象本身。当亚里士多德说，甚至在没有生命的事物中也存在着统治的原则（比如在音乐样态中），他已经使得政治失去了任何意义，政治作为政治已经消失掉了。

当代的政治学试图脱离哲学的思辨，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型来研究政治生活，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提出假设，收集素材，进行数据分析，揭示政治生活中的因果关系。政治学接受了自然科学背景中的形而上学假设：自然是由物质体或物质存在构成的整体，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无限延伸的，物质体之间在时间上是共存和相继的，都服从因果规律。这是唯一的最真实的存在。这说明，政治学并没有摆脱哲学上的假设。政治学家已经注意到，在收集材料或进行观察的时候，在进行量化和分析因果关系的时候，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过程是无法观察到的，也是无法量化的。自然科学中的研究对象基本上都是可以观察到的，是有形（几何学意义上的）的实体，而政治学的对象，比如国家、政府、法院、宪法、公民权利、选举、革命、政党、意识形态等，不能用物质对象思考的方式来对待。因此，政治科学把自然科学作为模板来研究政治现象，把研究物质对象的方法应用于研究政治现象，这里面包含了两种预设：首先，把政治理解为与物质自然类似的存在；其次，把自然科学的方法作为唯一的科学方法。这里已经违背了科学概念本身的精神：真理就是要使得事物以其自身的方式显现自身，是事物自身决定了研究方法，而不是研究方法决定了事物显现的方式。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作为唯一的研究范式，这是方法决定研究对象。在方法中，对象被遮蔽了。

政治现象学的基本要素

胡塞尔是通过研究逻辑和数学进入现象学的，人们也可以通过研究其他事物而进入现象学。政治经验是我们每个人都时时刻刻经历的东西，对于政治经验的分析和描述，既揭示出政治现象的特殊结构，也对于一般现象学理论有更深刻的说明。政治现象学不是把现象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分析政治经验，而是一个政治现象自身显示自身的过程。

政治现象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主体间性的某种本质特征：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关系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人总是通过另外的人来获得自我肯定和自我确定性，而这种主体间性的展开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公共空间。作为政治的公共空间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空间性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的公共空间是事物呈现的先验条件之一，其空间性不具有任何我们所理解的空间的维度。政治现象中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国家。国家的本质是什么？国家不是一个实体（substance），它是公共空间作为政治空间的一种体现。霍布斯、洛克、康德、黑格尔等都把国家作为一种意志来看待，把意志作为国家的本质。但是，作为意志的国家不是某种主体，而是政治空间的展开，在其中，既定义了人与人的关系，也定义了人与物的关系。对于我们日程生活中所说的任何政治现象的分析都包含下面几个要素：自我与意识以他人目光为前提、事件、语言、身体。

（1）政治是一种自我意识，是以他者的目光为前提的。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由于其局限于认知现象学，无法对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作出正确的分析和描述，自我与他者都无法呈现。我与他者的关系与一张书桌和一个凳子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我永远不可能在物质的对象中获得自我意识：我只有在他者的目光下，在他人注视我的情况下，我感觉到自己处于一种被审视和被评价的地位，这个时候，我发现，我在他者的目光中发现了自己是他者的意向性对象，是被构成的对象。他者既不是一个物质体，也不是一个与我并列的另外一个认知者。不仅如此，我在他者的目光下，处于一种完全的被动性之中，永远无法知道他者是如何评价自己，因为他者是永远无法在我的先验自我的直观中把他的意识生活呈现给我。他者的目光不首先是认知上的视觉，而是一种不可见的语言，在其中，我向他者呈现出来，尽管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形象呈现给他者的。这是一种根本的共在关系；人不是一个原子式的物质体，与他人具有一种精神上的共在关系；这种共在不是如偶然性一样强加给作为实体的我，而是规定我的本质的关系。对于他者的目光，我可以选择逃避或忽视，但是这不等于逃避了这种关系，相反，逃避或忽视恰恰说明这种目光的先在性。我可以选择对视或对抗，甚至动用武力来消灭对方，但是，这种目光并不会因为对方的肉身的消失而消失，相反，这种目光会一直在那里盯视着我。在他者的目光下，人发现自己赤裸裸地被暴露出来，无法隐匿自己的存在，因为自身的存在正是在这种目光下才被意识到或者被定义的。这不是说，首先我自己存在，然后在他人的目光下，我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恰恰相反，胡塞尔现象学已经说明，在抽离了与他者的关系的情况下，我是虚无，是不存在的，我作为我仅仅是在他者的目光（逆意向性关系）下才呈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在胡塞尔的经验统一体中无法找到自我的地位，他者也无法显现。在政治关系中，在他者的目光中我意识到了自己，尽管我不知道自己在他者的眼中是谁或是什么；他者先于自我而出现，是自我的评判者，不是一个面对世界或对象性存在的认知的先验自我。

（2）事件：由于我眼中的自我和他人眼中的自我，以及他人眼中的他的自我与我眼中的他人是无法一致的，在政治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永远无法取得真正的认识和理解，而人又希望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更准确地说，人希望能够在对方获得自我肯定的欲望根植于共在的结构，而这种欲望可以表现为事件。政治事件非常广泛，小到穿衣、表情、沉默，大到革命和战争，都可以是政治性的。当然，典型的事件包括行动、运动和革命。运动和革命是行动的突出表现形式。政治事件包含了时间和空间两个要素，不是被揭示的对象性时间（客观时间）和空间（我们普通所理解的空间），而是后者显现的前提。在政治事件中，事件的发生是一种涌现，是时间的空间化（场所）和空间的时间化（空间因时间而获得具体的意义）。政治事件与自然事态、政治行动（运动）与物理运动的一个重要区分就是，自然事态和物理运动属于显现者一方，它们是以政治事件（和行动）中所开拓的时间性空间和空间性时间为前提而发生的。准确地讲，政治事件是事物显现的先在条件，比如，修建大坝，疆域划分，等等，都是政治事件的结果。无论是总统的秘密决定，还是重大和持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革命和战争，都是指向未来的时间。未来不是将来的某个时刻，而是通过当前的行动呈现出来，当下也不是从虚无中突然出现的，因为在其中还渗透着过去。这种过去-现在-未来的互相渗透是时间的展开，也是事件发生的过程。这种指向未来的行动，是一种冒险，在这种冒险中，改变了社会形态和自然面貌。

政治事件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人在政治事件中，从对象化的行为中，获得自我肯定。这种肯定是双重性的，一是个体自我的肯定，一是我们的自我的肯定。政治事件中人与人的关系既表现为我与他人的关系，也同时表现为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任何看似个体的行为都具有集体性的特征，因为人在本质上是共在。政治事件在规模上越大，影响也广。人数的多少，是政治事件的一个重要指标。一个人在个人生活中不能够获得比较多的肯定和认可，但是，在其所属的共同体（比如国家）中，可以获得更大的自我存在感（自豪感）。比如，观看国际体育比赛，国家队的输赢在个人情感上的反映是个体获得自我存在的一种重要方式。

（3）语言：人在会说话以前就可以听懂很多话，人首先是倾听他人的话语，而不是表达自己。胎儿已经开始倾听外部的声音。甚至在胎儿出现之前，即将成为父母的夫妻已经听到胎儿的无声的语言。语言作为人的本质要素，不是后天习得的，而是内在的重要构成部分。倾听揭示了语言的本质是交流，而不是关于外在事实或对象的陈述。语言在源初意义上体现的是主体间关系；说人是共在，那是因为语言，正是语言使得人作为人不再是个体的抽象存在，而同时与人分享共同的本质。在具体的政治生活中，语言常常是以正确性为标准，而与命题上的真假问题无关。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在政治现象中，人们关心的不是语言的真假，而是语言是不是我所赞同或反对的。谎言与神话在政治语言是随处可见的，这是揭示语言在政治现象中的本质的很重要的线索。语言首先表现为与他人说话，其次才表现为认知上的关于对象的揭示。在说话者和听众之间，无论是服从与命令的形式，还是说服与被说服的对象，不是指首先有两个不同的个体，它们之间利用中介的语言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正是语言使得说话者双方以不同的自我的形式表现出来，正是语言塑造了说话者和听众。

在政治上，对于自我的肯定和认可，主要体现在他者的人的数量上；赢得的票数越多，集会的规模越大，掌声越是响亮，人就越是有成就感，自我就会高大。因此，在政治经验中，语言往往表现为言简意赅，用词响亮，容易被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辞藻华丽，句子冗长，是没有政治效果的。在政治关系中，他者自身的道德品德和宗教信仰是无关的，重要的是我能够通过对方获得自我的肯定。在现实政治生活中，道德成了迂腐的表现，而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政治是中立的，这是与政治的本质有关的。政治不是关于你自己的内涵或成就，而是你在别人眼中的形象或地位或名声，是关于自我肯定的方面。

事件是语言中的事件，语言是事件中的语言，两者互相渗透。我们所说的物在事件与语言的空间中展示自身或隐蔽自身。

（4）身体：人如何获得其他人的认可呢？人永远无法真正知道他人是否对自己心悦诚服，因为他人的内心世界和感受是永远无法被外在化，无法在我的直观之中显现出来，因此，在政治生活中，怀疑（suspicion而不是doubt）渗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声的语言是难以达到互相的理解和信任。沉默反而更能反映一个人的可能的真实想法。理解政治的语言就不是理论上的逻辑能够做到的，其模糊性与不透明性是建立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永远不可能在另外直观中显现这一根本事实之上的。统治者在征服心灵上的无保障使得其退而求其次，那就是通过可以观察和体会他人的身体语言来征服他人。一个人的穿着、表情、说话的音调、身体的动作、眼光、步伐等这些无声的语言是解读他者的重要渠道；更准确地说，他者是通过这些举动和外表表现呈现自身，因而从中可以窥探他对于我的评价。人从来就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纯粹的自然物意义上的声音，痛苦与快乐的声音是人的根本性语言，因为人的身体在其本质上是生命的语言。身体就是政治的对象。人的身体从一开始就不是所谓的自然存在或动物性的；它是政治关系之网中的交叉点。没有身体，没有痛苦与快乐，就没有政治。人不是两个不同属性（理性与动物性）的复合体，人的身体不是外在的语言或理性来控制的对象。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不是通过亚里士多德的逻各斯或语言来规范身体，恰恰相反，身体本身是逻各斯的根源：如何对待他人的身体，就是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根源。人的身体既是行动也是语言，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具体体现。政治的问题归结为身体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对待他人身体的问题。

结 语

文章首先揭示了在传统的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科学中的自然主义是阻碍我们正确理解政治现象的障碍，进而依据主体间性考察了政治现象结构中几个主要方面，由此试图说明，作为政治现象的公共空间，体现的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认可性关系，也是事物显现的先验条件。政治现象学不是把现象学方法与政治科学结合起来的一门交叉性学科，而是试图能够消除任何偏见和先见，面对事实本身。政治现象学在本质上是先验的，它是一门先验的政治哲学。

作者简介：新澳网官方网站（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官网教授、博士生导师，新澳网官方网站（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官网克雷茨曼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导和方向：现象学、当代法国哲学、政治哲学、比较哲学。

原文载《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本文由《社会科学文摘》2020年第2期摘编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