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本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上积淀了近百年，当MEGA²的编辑事业面临停摆的危机时，日本学界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并于1998年正式成立日本MEGA编辑委员会，自此深度参与了MEGA²的编辑。迄今为止，除Online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外，日本学者已编辑出版了5卷纸质版的MEGA²，分别是MEGA²Ⅱ/11（东京小组，2008）；MEGA²Ⅱ/12（仙台小组，2005）；MEGA²Ⅱ/13（仙台小组，2008）；MEGA²Ⅳ/14（仙台小组，2017）；MEGA²Ⅳ/18（东京小组，2019）。日本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学的研究既有详实的文献考证，又有严密的理论阐释，不盲信MEGA²个别卷次的结论，敢于批判，是他们赢得MEGA²编辑委员会承认和尊重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日本MEGA编辑委员会；贡献；国际意义；MEGA²Ⅰ/5；批判

一、引 言

1904年，堺利彦和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创刊一周年纪念刊上首次系统地译介《共产党宣言》，此后，日本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译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文献学研究，可以说一直紧跟时代热点，关注世界前沿。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先驱福田德三在1919年便开始策划出版大燈阁版《马克思全集》，但最终只刊行了11卷，第1-9卷收录的是由高畠素之翻译的日本首个《资本论》的全译本，第10卷收录的是佐野学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1卷收录了由河野密翻译的《神圣家族》。另外，改造社于1928年至1935年间，以梁赞诺夫、阿多拉茨基等人编辑的旧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以下简称MEGA¹）为底本，编译出版了共计27卷（30册）的日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此为世界上首套依据MEGA¹编译出版的全集。

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献在日本的出版热潮，深刻影响了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献的译介与传播，当时的留日学人受大正民主时期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以日译本为中介翻译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研究文献，如陈望道于1920年首译的《共产党宣言》、1930年陈启修首译的《资本论》第1篇以及1938年郭沫若在日本千叶县的家中首译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依据的底本皆为日译本。

我国学界对新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MEGA²）的编辑以及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的关注，背后同样有日本学者的身影。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译为例，栉田民藏和森户辰男在梁赞诺夫版刊行同年的1926年，就将《德意志意识形态》译作日语，并使用“<>”等文献学符号译出了部分稿内异文，开启了日本《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版编译的百年历程。日本唯物论研究会同样在阿多拉茨基版（MEGA¹Ⅰ/5卷）出版同年的1932年就对其编辑情况作了详细介绍，并于次年在《唯物论研究》上刊载了由服部之总制作的梁赞诺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编辑差异的对比表。日本学者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问题倾注的热情一直延续至二战结束后。1962年，齐格弗里德·巴纳（Siegfried Bane）在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发现了没有被以往版本收录的两页手稿，由此暴露了阿多拉茨基版对“费尔巴哈”章的恣意编辑。以此为契机，巴加图利亚于1965年在《哲学问题》上首先用俄文刊载了新编辑版的“费尔巴哈”章，并于次年在《德国哲学杂志》上刊载了德文版，花崎皋平在巴加图利亚德文版出版的同年就翻译出版了日译本。广松涉在1974年综合各德文版中的异文，编辑出版了德日双语的《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他又以“费尔巴哈”章手稿中呈现的多为恩格斯的笔迹为由，主张唯物史观的创立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恩格斯。另外，涩谷正根据他于1996年至1997年在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对手稿的潜心解读，在1998年出版了《手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发现广松在编辑稿内异文时依据的是阿多拉茨基版，由此引发了中日学者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编辑问题的热议。

除《德意志意识形态》外，日本学者还持续关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经哲手稿》”）的写作时期等文献学问题，并依据苏联学者关于《经哲手稿》和《巴黎手稿》写作顺序的断定（第Ⅰ手稿→穆勒评注→第Ⅱ手稿），区分了劳动异化和交往异化。此外，还深入研究了恩格斯对《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编辑问题，客观地评价了恩格斯编辑用稿对马克思手稿修改的功与过。

正是由于日本学者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上有了近百年的积淀，才能在苏东剧变后MEGA²的编辑事业面临停摆的危机时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于1998年正式成立日本MEGA编辑委员会，自此深度参与了MEGA²的编辑。迄今为止，日本学者已经编辑出版了5卷MEGA²，此外还根据MEGA²Ⅰ/5卷收录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决定版（即最终版），于2019年上线了“费尔巴哈”章的在线（Online）版，为国际学界编译《德意志意识形态》提供了崭新的方案。

下面，笔者首先概述MEGA¹和MEGA²的编辑现状，介绍1990年前后日本学者对MEGA²的支援；其次，详述日本学者在MEGA²编辑中的贡献以及编辑现状；在此基础上，阐明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学研究的国际意义及对我国学界的启示。

二、日本学者对MEGA²编辑的支援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根据他遗留的手稿编辑出了《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恩格斯去世后，马克思的大部分遗稿被捐赠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档案馆，第二国际的代表学者卡尔·考茨基在1905年至1910年间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计划，编辑出版了作为《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但马克思的诸多遗稿仍是未刊状态。1921年，苏联马克思主义文献学家达维德·梁赞诺夫在被任命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后，在世界范围内搜罗了以各语种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以及尚未刊行的手稿、书信等，这部分手稿原件现存放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约占马克思恩格斯存世手稿总量的三分之一。此外，梁赞诺夫还从德国社会民主党那里获取了大量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关的手稿影印件。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后，存放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总部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被秘密转移至哥本哈根，保存在丹麦工人银行的保险箱中。1938年，社会民主党为了筹措资金将这部分手稿出售给成立不久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简称“IISG”），并暂存在研究所在牛津的分部。二战结束后，约占马克思恩格斯存世手稿总量三分之二的这批手稿被运抵阿姆斯特丹，其中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手稿。

（一）MEGA¹和MEGA²的策划出版

梁赞诺夫基于自身收集的手稿原件和影印件，于1920年代初期策划了共计42卷的MEGA¹。MEGA¹共4部分，第Ⅰ部分收录除《资本论》之外的著作，第Ⅱ部分收录《资本论》及其手稿，第Ⅲ部分收录书信，第Ⅳ部分为总索引。1927年出版了第1卷的第1分册，1927年至1933年出版了第Ⅰ部分的7卷，1929年至1931年出版了第Ⅲ部分的4卷，共出版11卷12册，1935年由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2卷，共完成了13卷的出版计划。其中，1932年出版的MEGA¹Ⅰ/3卷首次刊行的《经哲手稿》，为阐释青年马克思的理论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同年出版的MEGA¹Ⅰ/5卷收录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全3章的手稿。梁赞诺夫于1931年因肃清运动被捕入狱，接替其职位的是阿多拉茨基，MEGA¹Ⅰ/5卷又被称为阿多拉茨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同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被改组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1935年以后，MEGA¹的刊行因纳粹掌权被迫中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67年为了纪念资本论第1卷第1版出版百年，苏共中央下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IMLM）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统一党下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IMLB）商定共同编辑新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MEGA²），并请求收藏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协助，提供手稿资料。在相互公开各自所藏文献的前提下，三者达成了合作协议，并于1972年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为体例出版了试刊版。

MEGA²共有四部分，1984年确定的各部分收录的内容和卷次如下所示：第Ⅰ部分为“著作、论文、手稿”（Werke Artikel Entwürfe），收录《资本论》及相关手稿以外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论文及手稿等，此部分计划出版32卷；第Ⅱ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Das Kapital und Vorarbeiten），收入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至《资本论》的相关手稿，计划出版16卷；第Ⅲ部分为“往返书信”（Briefwechsel），收录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通信以及和第三方的书信，此部分计划出版45卷；第Ⅳ部分为“摘要、笔记和边注”（Exzerpte Notizen Marginalien），仅克思恩格斯的摘要和笔记就多达40卷。此外还包括约40卷两人的批注，四部分共计划出版164卷。

不同于1956年至1968年间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arx Engels Werke，共41卷），MEGA²以马克思恩格斯写作时使用的语言收录手稿、书信、摘录笔记和读书批注等。1975年出版了收录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第Ⅰ部分第1卷和收录1846年为止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第Ⅲ部分第1卷，此后每年出版2—3卷，截止1992年的18年间，已出版47卷。其中，位于莫斯科和柏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IMLM、IMLB）各编辑了约三分之一的卷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各大学的编辑小组承担了约三分一的编辑任务。

（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的成立

据柏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马克思恩格斯部时任主任马丁·洪特（Prof.Dr.Martin Hunt）介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SED）在1970年代后半叶至1980年代，每年为编辑出版MEGA²提供约800万马克的经费，共计支出约1亿马克。苏东剧变后，MEGA²的编辑事业面临着中断的危机。

1991年5月21、22日，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IMLM）、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der DDR，AdW)、卡尔·马克思故居纪念馆（Museum Karl-Marx-Haus）、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等四家机构各派2-3名代表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会议，商讨MEGA²的维继问题，并达成了以下13项协议。

1）扩大国际规模，让更多国家的学者参与MEGA²的编辑。2）在荷兰的法律框架下，由上述四机构组建“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nternationale Marx-Engels-Stiftung，简称“IMES”）。3）基金会接管原本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统一党（SED）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负责的MEGA²编辑事业，并健全编辑体制，培养编辑人才；调配财政资金，争取国际支援。4）基金会为非营利团体，编辑活动独立于政治，不受任何党派或意识形态的干预。5）基金会设立理事会（Vorstand），四个组成机构各选派一名代表出任理事；理事长由四名理事选出，理事会须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理事会；各理事拥有平等的表决权，至少三名理事赞成方为有效决议。6）基金会秘书处（Sekretariat）设在阿姆斯特丹，由理事会任免秘书长；7）理事会下设负责MEGA²编辑具体事项的编辑委员会（Redaktionskommission），编辑委员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MEGA²编辑小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MEGA²编辑小组的骨干成员以及基金秘书处的成员组成，其他成员必须是国际著名学者；理事会拥有编辑委员会成员资格的审议权，现有11名编辑委员。8）理事会另设专家咨询委员会（Wissenschaftlicher Beirat），为基金会的运营建言献策；现有21名咨询委员，包括社会批判理论的代表学者霍耐特和我国学者韦建桦。9）收藏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须为MEGA²的编辑提供必要的资料，如手稿的高清影印件等。10）编辑工作必须最大限度地汲取柏林和莫斯科编辑小组的经验和知识，导入新的技术并通过合理分工缩短编辑年限。11）柏林迪茨出版社（Dietz Verlag Berlin）仍然拥有MEGA²的国际出版权。12）书籍扉页印刷“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内封印刷该卷编辑团队的名单，内封背面依次印刷MEGA²理事会名单、编辑委员会名单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名单。13）在报纸等新闻媒介上发表关于基金会成立旨趣的联合声明。

简言之，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的成立，标志着MEGA²新编辑体制和两项编辑原则的确立，即编辑事业的国际化和学术化＝祛政治化。两德统一后，1993年新成立的柏林—勃兰登堡研究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BBAW）替代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成为IMES的一员，BBAW下设MEGA²编辑小组，常设7个职位，支援至2015年。基金会秘书处成立之初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后迁至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理事长由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雅普•克鲁斯特曼（Jaap Kloosterman）变更为勃兰登堡科学院的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秘书长由尤根·罗扬（Jürgen Rojahn）变更为曼弗赫德•诺伊豪斯（Manfred Neuhaus），现任秘书长为杰拉尔德•冯普曼（Gerald Hubmann）。

IMES于1993年公布了MEGA²新编辑体制下的《编辑准则》(Editionsrichtlinie der MEGA)，同时将出版社由迪茨变更为科学院出版社（Akademie Verlag）。1995年春天再次召开会议，将第Ⅱ部分压缩至15卷，第Ⅲ部分由45卷压缩至35卷，第Ⅳ部分共计约40卷的批注编辑成《马克思恩格斯藏书目录》，收录进1999年出版的MEGA²Ⅳ/32卷，由此MEGA²的出版计划由164卷缩减至114卷。MEGA²新编辑体制下编辑的首个卷本是1998年出版的MEGA²Ⅳ/3卷，收录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巴黎手稿》等马克思在1844年夏至1847年初写下的笔记，该卷的出版标志着MEGA²的复活，引起了整个国际学界的轰动。含线上出版的MEGA²Ⅳ/19卷，截止2021年底，MEGA²现已出版69卷，已完成整个出版计划的6成。

（三）日本学者的签名支援活动

1990年初，正值MEGA²危难之际，日本学者邀请MEGA²的编辑汉娜·苏卡姆布哈克斯（Prof.Dr.Hannes Skambraks）访日，介绍柏林MEGA²编辑团队面临的困难局面。应其请求，由大村泉、宫川彰等人牵头，日本学界依托“马克思恩格斯学者联合会（Die Arbeitsgemeinschaft der Marx-Engels-Forscher Japan）”成立了“MEGA支援事务局”，并发起了“关于继续MEGA事业的请愿(Bitte zur Fortsetzung der Arbeit an MEGA)”的签名活动。随后于5月份将征集到的54所大学共计103位著名学者的签名，随请愿信一同寄给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教育部长、各政党首领以及各学术团体。

7月初，洪特和福尔格拉夫（Dr.Carl-Erich Vollgraf）在给日本MEGA支援事务局的回信中称，日本学者的请愿活动在德国引发了广泛关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多家报纸，如《新德意志报》（Neues Deutschland）、《青年日报》（Junge Welt）报道了此事。在欧洲政界和学界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西欧多国学者纷纷效仿，包括哈贝马斯在内，超过300名知名科学家上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相关机构，请求继续用财政支持MEGA²的编辑出版事业。

另外，日本学者还相继收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社会主义党（PDS）主席居西（Dr.Gregor Gysi）、教育与科学部部长迈耶尔（Prof. Dr. Hans Joachim Meyer）的以及7所大学的回信。居西称“尽全力拯救MEGA”，并向柏林MEGA基金会拨付约5500万马克（货币统一后约合2750万马克），用以支援MEGA的编辑，福尔格拉夫称这笔基金的利息可以维持30人左右的编辑团队的开支。迈耶尔回信称，将是否继续MEGA的编辑事业交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科学院的院长裁决，并称：“在学术文化史上看，MEGA的持续刊行是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出版事业，关于这一点我和你们有共同的认识，我会继续支持这一事业，同时教育科学部也会为维持这一事业提供必要的条件，让各大学继续推进迄今为止的研究”。随后，迈耶尔给哈雷大学，莱比锡大学、洪堡大学、耶拿大学等下令，保留参与MEGA²编辑事业的教授的教席。

1990年1月，柏林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被改组为“劳动运动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dei Arbeiterbewegung，简称IfGA）。1990年11月，日本学者又邀请时任劳动运动史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部部长洪特访日，他在演讲中称，日本学者是“患难见真情”。1990年9月30日为止，原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85名成员剩余38人，并和MEGA基金会签订了雇佣合同。日本学者还以购买的方式积极支援MEGA²的编辑出版，据洪特介绍，日本是MEGA²最大的海外市场，约有1000余套流入日本市场，占新MEGA²发行总量的近半数。

三、日本学者在MEGA²编辑中的贡献

1994年，日本马克思恩格斯学者联合会借纪念《资本论》第3卷出版百年的契机，在东京召开了国际学术会议，并邀请时任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秘书长的罗扬以及来自柏林、莫斯科的7名MEGA²编辑访日。来自德国和俄罗斯的专家认识到，日本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研究，尤其对《资本论》的研究不亚于欧洲，为日本学者参与MEGA²的编辑奠定了基础。

（一）日本学者编辑的MEGA²

最先参与MEGA²第Ⅱ部分编辑的日本学者是大谷祯之介，自1993年开始参与编辑原计划收录于Ⅱ/12卷中的《资本论》第2卷的第5-8稿，后来在1995年MEGA²压缩出版时此卷和Ⅱ/11卷合并，成为Ⅱ/11卷的第2册，Ⅱ/11卷的第1册收录《资本论》第2卷的第2稿。

1997年春，大村泉和宫川彰向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提出了编辑收录恩格斯为《资本论》第2卷制作的编辑用稿的Ⅱ/12卷和恩格斯编辑出版的《资本论》第2卷第1版（1885年）的Ⅱ/13卷的请求，起初遭到了莫斯科方面的拒绝。如果将《资本论》第2卷中至关重要的两卷本交由日本学者编辑，不仅意味着将原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耗费大量心血从手稿中解读出来的文本拱手让给外国学者，还意味着在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等国际前沿热点问题时国际话语权的丧失，这是俄罗斯学者不愿看到的结果。其后几经交涉，莫斯科的学者真切感受到了日本学者参与MEGA²编辑的诚意，并非为了骗取手稿解读资料，加之基金会秘书长罗扬从中斡旋，莫斯科学者最终同意交出两卷本的编辑权，并向日方提供了Ⅱ/12卷和Ⅱ/13卷的解读稿。

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于1997年11月在德国特里尔召开了编辑委员会和理事会，审议通过了成立日本MEGA编辑委员会的提案。1998年1月，日本MEGA编辑委员会（Japanische MEGA Arbeitsstelle）正式成立。以日本东北大学大村泉为代表组建仙台小组，承担Ⅱ/12卷和Ⅱ/13卷的编辑，成员有市原健志（日本中央大学）、大野节夫（日本同志社大学）、柴田信也（日本东北大学）、守健二（日本东北大学）、久保诚二郎（日本东北大学）、八柳良次郎（日本静冈大学）、柏林来的外援罗尔夫·黑克尔（Rolf Hecker）和雷金娜·罗特（Regina Roth）以及来自俄罗斯联邦中央国家档案馆的柳德米拉·瓦西娜（Ljudmila Vasina）等人。日本学者中除宫川和市原外，其余全部为日本东北大学服部文男和田中菊次的门生。由大谷祯之介承担的Ⅱ/11卷第2分册的编辑工作也正式移交给日本MEGA编辑委员会，以大谷为中心组织成立了东京小组，该卷已于2008年出版。

其后，日本MEGA编辑委员会又承担了新MEGA第四部分中三卷的编辑工作，分别是：1）收录马克思在1863年5、6月间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笔记的Ⅳ/17卷，承担编辑任务的为北海道小组，尚未出版；2）收录马克思在1864年2月至1868年8月间做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和农学的摘录笔记，承担此卷编辑任务的是东京小组，该卷已于2019年出版，编辑为大谷祯之介、日本新生代的斋藤幸平和负责德文审校的蒂姆·格拉斯曼（Timm Graßmann）；3）收录马克思在1868年9月至1869年9月间做的关于货币市场和经济危机的摘录笔记的IV/19卷，承担编辑的是西日本小组。后来该卷的编辑移交给蒂姆·格拉斯曼，已于2021年在线上出版，是2015年以后MEGA²首部线上出版的卷本。

仙台小组负责编辑的MEGA²Ⅱ/12、MEGA²Ⅱ/13分别于2005年、2008年出版面世，其中MEGA²Ⅱ/12是首部由亚洲学者编辑的卷本，MEGA²的编辑史上首次镌刻下了亚洲学者的名字。MEGA²Ⅱ/12卷还收录了以下三份特殊的索引：1）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编辑用稿的结构比较，2）恩格斯在编辑用稿中摘自马克思手稿的章句一览，3）马克思手稿和编辑用稿之间的差异一览，共同指向《资本论》第2卷编辑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问题”。日本学者对《资本论》第2卷的编辑得到了柏林MEGA²编辑委员会的高度评价。

2006年11月，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BAW）召开了纪念MEGA²Ⅱ/12卷出版的德日专家会议。席间，MEGA²Ⅰ/5卷的主编、现任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秘书长的冯普曼提议日本学者编辑可以同时收录费尔巴哈章原始手稿图像和解读稿的电子文本，制作成CD-Rom版收录到MEGA²Ⅰ/5卷的附录中。后来，德日双方放弃了CD-Rom版的计划，将电子文本剥离MEGA²的编辑事业，改为Online版出版。

《德意志意识形态》Online版的编辑工作是在与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共同合作的基础上完成的，Online版吸收了依照MEGA²编辑方针编辑而成的试刊版（Probeband，1972）和先行版（Marx-Engels-Jahrbuch 2003）的全部编辑成果。之所以能这样做，得益于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向Online版编辑小组提供了先行版的电子文本。此外，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以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RZ）授权编辑小组拍摄了他们保存的费尔巴哈章所有手稿原件的高清图像。2017年11月MEGA²I/5卷出版后，编辑小组又依据纸质版对Online版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替换。“费尔巴哈”章的Online版已于2019年上线，网址为“online-dif.com”，“dif”为《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的德文首字母缩写。

1857年，人类遭遇了史上首次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席卷了包括美国、欧洲、俄罗斯、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市场。1847年后一直将经济危机视作革命爆发契机的马克思，此时推进着两项研究，完成自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记录当下的经济危机，前者的成果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后者则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间写下的三册危机论笔记：“1857法兰西”、“1857经济危机”和“商业危机”，内含马克思从《经济学人》、《泰晤士报》和《曼彻斯特卫报》等十余份报纸杂志上剪切的记录危机进展的1000余条报道。

2011年，仙台小组的成员、现任日本东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守健二依托日本文部科学省的重大项目，以个人身份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的MEGA²编辑委员会签订了编辑收录危机论笔记的IV/14卷的合约，成员包括大村泉、玉冈敦和负责德文审校的黑克尔，该卷已于2017年出版。马克思通过详细摘录美洲、欧洲和亚洲货币市场的实时数据，认识到本次危机呈现出“双重危机”的特征，即工业成品的生产过剩和原材料的生产不足，并将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不均衡所致。

综上所述，日本学者迄今已编辑出版了5卷纸质版的MEGA²，分别是MEGA²Ⅱ/11（东京小组，2008）；MEGA²Ⅱ/12（仙台小组，2005）；MEGA²Ⅱ/13（仙台小组，2008）；MEGA²Ⅳ/14（仙台小组，2017）；MEGA²Ⅳ/18（东京小组，2019）。关于日本学者对《资本论》第2卷手稿，即MEGA²Ⅱ/11、MEGA²Ⅱ/12、MEGA²Ⅱ/13卷的编辑历程，国内已有较多较详细的译介，本文不作赘述。以下，笔者以《德意志意识形态》Online版的编辑为例，简述日本MEGA²编辑和研究的国际意义。

（二）Online版的编辑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分工

Online版编辑小组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手稿的创作过程，严密地区分3―4次的改稿过程，并为每一阶段的改稿设定了独立的Layer（改稿层），利用多种文献学符号将改稿过程中的异文依据其产生的先后顺序插入到各个Layer的正文中。Online版再现的改稿过程如下，马克思恩格斯在手稿左栏写下的基底稿（Layer1［内含即时异文］、Layer 2［基底稿或第一稿］）→恩格斯对基底稿进行的修订（Layer3.1）→马克思的改稿（Layer3.2）→马克思将部分论述挪用到第2章或第3章时的改稿（Layer3.3）→恩格斯和马克思对手稿的再次修改（Layer3-Ende）→最终文本（Layer4-Schlussfassung）→全部文本（All Layers）。

“费尔巴哈”章的原始手稿分为左右两栏，其中左栏绝大部分为恩格斯的笔迹写就，马克思的笔迹多出现在对右栏评注内容的添加、删改。因此，关于这一章节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写作分工问题，学界产生了广泛的争论。迈耶尔提出了“共同执笔说”。梁赞诺夫认为，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章的理论创作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该章前半部分即H^5a（大束手稿中的M1-29，其中M3-7缺失）和H^5b（M30-35，M36-39缺失）是由“马克思口授，恩格斯记录”的，后半部分H^5c（M40-72）是由恩格斯单独写就的。日本学者广松涉根据构成“费尔巴哈”章大束手稿的左栏为恩格斯笔迹写就的这一点，主张恩格斯才是该章的主要创作者，唯物史观的“第一小提琴手”是恩格斯。望月清司认为马克思的“分工展开史论”与恩格斯的“分工所有制史论”存在本质差异，进而主张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写作“费尔巴哈”章时存在思想上的对立。在“费尔巴哈”章中，单就笔迹而言，马克思的笔迹仅占全体的小部分，余下绝大部分都是恩格斯的笔迹。如果仅以此为根据，“恩格斯主导说”是成立的。可是，这一判定又明显与恩格斯在《在马克思的墓前的讲话》（1883年）及《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1888年）中的立言相矛盾。恩格斯在这两部文献中，明确声明唯物史观的创立者是马克思。

大村泉基于Online版对“费尔巴哈”章基底稿的编辑，着重解答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长期以来围绕作者身份产生的文献学难题。他引入了全新的研究方法，将视线聚焦于“费尔巴哈”章手稿中出现的即时异文数量，认为通过比对基底稿和同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的手稿在即时异文数量上的差异，可以明确“费尔巴哈”章的作者身份。

所谓即时异文就是在基底稿写作过程中产生的异文，它能够准确地反映出作者本人的写作习惯，因而具有着重要的文献学研究价值。大村认为，如果文本作者与执笔者不是同一个人，由于执笔者不能自主写作，需按照口授者的口述记录，基底稿的改稿会增多，还可能会产生因误听导致的笔误。这时，笔迹表现出的写作习惯更符合口授者而非执笔者。首先，大村对比了恩格斯的《普鲁士出版法批判》手稿、马克思的《经哲手稿》“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篇和“费尔巴哈”章手稿在即时异文数量上的差异性。在恩格斯的《普鲁士出版法批判》手稿中，即时异文仅仅出现了6处，在马克思的手稿中即时异文却出现了26处。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独著手稿相比，“费尔巴哈”章手稿中的即时异文数量则达到了25处。也就是说，《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手稿中的即时异文数量远远高于恩格斯的独著手稿。

其次，基于上述比较，大村又引入了恩格斯的单独稿《海盗的故事》（1836-1837）、《科拉·迪·里恩齐》（1840-1841）与马克思的单独稿《经哲手稿》。通过比较二者与H⁵基底稿在即时异文数量上的差异性，他得出了如下结论：其一，如果仅比较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独著稿件，每页中马克思手稿的即时异文数量平均是恩格斯手稿的3.7倍；其二，H5基底稿中的即时异文数量就每一页而言又远远大于马克思恩格斯独著手稿。最后，大村还在H^5c的基底稿中发现了多达6处诸如“dass”和“das”、“führ”和“für”等同音异义词的笔误，他认为是由于恩格斯误听所致。大村泉由此认为，H^5c的基底稿以及“费尔巴哈”章整体是由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口授执笔写就的手稿。这样一来，直接否定了广松涉、望月清司等人在不同程度上坚持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

四、日本学者文献学研究的国际意义

2017年5月出版的MEGA²Ⅰ/5卷收录了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的18份手稿，除了我们所熟知的“Ⅰ 费尔巴哈”章大束手稿（H⁵）、“莱比锡宗教会议”（H⁹）、“Ⅱ 圣布鲁诺”章（H¹⁰）、“Ⅲ 圣麦克斯”章（H¹¹）手稿外，还收录了赫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写成的手稿（X¹⁴、X¹⁶、H¹⁷）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丹尼尔斯等人的手稿（H¹⁸），其中15份收录进正文，3份作为附录。MEGA²Ⅰ/5卷可谓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史上收录手稿最全、体量最大的决定版，此卷的编辑为这一大部头的著作写了一份长达75页的《导言》（Einführung），详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写作过程以及出版计划的变更、手稿的传承和编辑史。

值得一提的是，MEGA²Ⅰ/5卷的编辑认为既往的编辑史存在将《德意志意识形态》整理成一部完结的著作编辑出版的倾向，但现存的手稿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出版独立的季刊准备的手稿群。除此之外，可以将他们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和同时代青年黑格尔派理论之间的纠葛、尤其是关于和费尔巴哈人本学关系的论断，归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10月至1847年春手稿写作期间，与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社会主义者的关系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将费尔巴哈和鲍威尔、施蒂納列为同等重要的批判对象，二是开始对魏德林和赫斯等德国社会主义者进行批判。第二，1845年春写就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马克思首次和费尔巴哈产生了距离，但也仅是私下的备忘笔记，他没有公开对费尔巴哈进行批判。第三，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中多次对鲍威尔进行过批判，也曾多次在书信中表明要公开批判《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作者施蒂納，但直至《神圣家族》对费尔巴哈都是溢美之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写作后期才决定对费尔巴哈进行单独批判。第四，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公开批判费尔巴哈的契机是鲍威尔于1845年秋在《维干德季刊》第3卷发表的《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中，将两人在《神圣家族》中对他的批判视同“费尔巴哈的归结”。为了消除这一“误解”，二人首先于1845年10月至11月起草了H^5a，后又从批判施蒂納的章节中抽取出了H^5b和H^5c组合成了H⁵，即“费尔巴哈”章的大束手稿，H⁵的成立时间晚于H¹⁰和H¹¹。换句话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写完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納的章节后，才决心另起一章单独批判费尔巴哈并阐明自身独特的历史观。唯物史观是在与同时代青年黑格尔派的争论中形成的，其发端并非是针对费尔巴哈，而是对鲍威尔尤其是对施蒂納的批判。简而言之，MEGA²Ⅰ/5卷的编辑在《导言》中认为《神圣家族》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才开始疏离费尔巴哈；1843年至1845年初，两人可以说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者。

另外，MEGA²Ⅰ/5卷的主编冯普曼认为，“以前的各个版本中编入‘费尔巴哈’章中的多数内容，原本都是在和施蒂納争论的脉络中写就的”。诚如他所言，H^5a是马克思恩格斯针对鲍威尔的费尔巴哈批判所做的反批判而起草的手稿，后被编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和“圣布鲁诺”章；H^5b是从第3章手稿“圣麦克斯”中的“旧约圣经：等级制”部分抽取出来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对抽取部分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将其编入第1章和第3章的相关章节。H^5c是后来从“圣麦克斯”章的“新约圣经：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部分抽取出来手稿，后经过完善被马克思编入第1章。

日本学者基于Online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成果，针对《导言》关于青年马克思理论形成过程的梳理提出了批判。大村泉认为，第一，构成唯物史观核心要义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理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理论出现在H^5a基底稿中，这部分手稿的写作早于批判施蒂納章的手稿H¹¹，马克思在写“圣麦克斯”章之前，就已经基本建构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第二，H^5b中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论述、H^5c中关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的阐述是H^5a的补充，冯普曼关于施蒂納批判在唯物史观中起决定作用的理解与事实相悖。渡边宪正更是认为，第一，唯物史观的建构是马克思对包括青年黑格尔派在内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和清算的前提条件，而不是MEGA²Ⅰ/5卷编辑认为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归结；第二，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和《经哲手稿》期间，逐步完成了批判意识形态所需的四个前提条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在1843年至1844年间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归结，《经哲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内在的理论衔接；第三，我们不能以成熟时期的理论水准来裁决马克思青年时期的稚嫩，而要从其后期理论研究的基础方面来解读青年时期的理论创见。

综上所述，日本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学的研究既有详实的文献考证，又有严密的理论阐释。参与MEGA²编辑以来，日本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并非乏善可陈。同为MEGA²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日本学者不盲信MEGA²个别卷次的结论，敢于批判，这也是他们赢得MEGA²编辑委员会承认和尊重的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盛福刚，日本东北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新澳网官方网站（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官网副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本文献学，日本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研究。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