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昆剧传习所“传”字辈，从1924年年初首次在上海徐宅以堂会形式亮相演出，同年5月正式登上上海笑舞台试演，很快就引起了票友曲界的关注，到1927年底“新乐府”时期呈现演员阵容齐整、名角众多的演出盛况，再到1931年5月底组班“仙霓社”后困难重重，逐步走向衰败，最终于1941年末在沪上东方第二书场最后一次聚集奏演名剧三天后而星散，前后18年间屡聚屡散，整个过程由盛而衰，漫长又曲折。《申报》当年并不完整的报道和所刊载的分析文章，勾画出了昆剧传习所“传”字辈最初18年的演艺行动轨迹，留下了诸多直到今天仍值得反思的问题。

【关健词】《申报》；昆剧传习所；“传”字辈；盛与衰

作者简介：邹元江，哲学博士，新澳网官方网站（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官网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戏剧美学，中国美学。

文章来源：《艺术百家》202２年第１期

一、初出茅庐，赢得口碑

在1922年1月4日的《申报》上，有一则署名“淡”的《苏州伶工学校演剧》报道并不引人注意：“南中曲帮，近有昆曲保存社之组织，探颐索隐，则元音不致日紧晦减。精究于五音四呼之间，则出字收声咸归正则。夫能如是则在稍通翰墨者，虽素未度曲，而一聆声音，即能历历分明，辨别曲文，何致拂情而左顾哉？社中诸君子已在苏州倡办伶工学校，召集贫苦子弟，延名师课授。开拍半年，成绩已自斐然可观，异日学成。既不沾染旧伶工之恶习，又可维系古艺术于不坠。惟经费拮据，设施颇费周章。社中热心者，固拟于旧历元宵，在本埠夏灵配克戏园演剧三天，藉补校款之不足。扮演者，多昆苏沪名曲家，淹雅博洽，蜚声社会之巨子。为艺术而现色相，亦吾曲帮之好消息也。”关于“昆曲保存社”是如何创办的，社中诸君子又是如何倡办昆剧传习所的，穆藕初（1876－1943）在传习所如何推行新式办学方针，使学生“既不沾染旧伶工之恶习，又可维系古艺术于不坠”的，朱建明在《穆藕初与昆曲》一书中所述甚祥。传习所召集的大多都是贫苦子弟，在传习所工净行的邵传镛（1908－1995）就是从上海贫儿院去传习所学习的，他说：“上海贫儿院一共去六个人。后来学成的只有龚传华和我两个人；龚传华唱老旦。……当时我很穷，饭都没得吃，到了传习所吃两荤两素，哪有不喜欢的道理！我很喜欢戏，学得用功。我们在‘新世界’下午、晚上要演出八个钟头。晚上还要学戏……我们两点睡觉到早上七点钟起床，睡得很少……”

1922年的元宵节是2月11日，从昆曲保存社连演三天后的隔日，即2月15日开始，《申报》连续四天发表灵鳷《观昆剧保存社会串感言》，细细点评了每一出戏中演员的表演，特别对1921年8月最初商议创办昆剧传习所的张紫东（1881－1951）、徐镜清（1891－1939）（另一参与商议的是贝晋眉）和出资人穆藕初等人的表演赞赏有加：“《狮吼》为《环翠堂乐府》之一。《跪池》一折，尤为全记妙处。振飞之陈季常，镜清之柳氏，紫东之苏东坡，皆丝丝入扣，不愧鼎足。……三君演此折时，出字则无不轻也，举步则无不工也，门笋无不灵也。……最可钦佩者，独有藕初穆君。君习曲止有二年有余，至演串则此番破题儿也，而能不匆忙，不矜持，语清字圆，举动纯熟，虽老于此道如祥生、紫东辈亦不难颉颃上下，信乎天授，非人力也矣。且［集贤宾］、［莺啼序］诸牌，皆耐唱耐做之曲，魏良辅曲律中亦以为难。如藕初搜剔灵奥，得有此境。乃知天下事，思精则神明，意专则技熟，独戏曲云乎哉！”

然而，昆曲保存社的演出，昆剧传习所的学员并没有参加。昆剧传习所“传”字辈第一次正式演出是在1924年年初。1924年1月1日的《申报》上刊有一则《昆剧传习所将于明日表演》的简短报道：“穆藕初、徐凌云、张石如、谢绳祖等所办之昆剧传习所，将于十三年元月二日，即旧历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三）午后两点钟，假台湾路徐宅，由学生表演成绩云。”这是昆剧传习所创办两年零四个多月后所培养的学生第一次以堂会的形式在上海亮相。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次的上海献艺却并没有在之后的《申报》上有所反映。

同年4月11日的《申报》增刊上有一则《昆剧传习所员将来沪表演》的报道：“昆剧传习所，设于苏州五亩园，招收清贫子弟，课以昆曲，并授以初高中小学必修科目。成立以来，已逾三载，所习各剧，尽态极妍，精彩发越，尤于音律考究精当。屡经试演，不特曲界前辈，同声赞许，即未谙昆曲者亦津津乐道，谓为创剧界之模范，艺术之曙光，均不诬也。暮春月下浣，全所生徒，将来沪表演成绩，所售券资，藉充该所经费。沪上绅商如徐凌云、穆藕初诸君，正在筹备一切，入座券由各绅商悉数认领。其表演日期及地点，不日可确定云。”这则报道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昆剧传习所不同于旧式科班，而是按照现代教育理念进行教学，即除了“课以昆曲”外，“并授以初高中小学必修科目”，这是转变过去旧艺人身份的重要一环；二是此次赴沪汇报演出是“屡经试演”，并得到了曲家和普通观众的普遍激赏，是三年学习成果的集中展示；三是此次演出的目的仍是募集办学经费，募集的方式是入座券由海上“各绅商悉数认领”，透露出传习所办学经费拮据的困境。

事实上《申报》虽然在4月11日就预告昆剧传习所要进行沪上汇报演出，但直到一个多月后的5月15日才正式披露此演出于4月21日至23日在上海笑舞台举行。“昆曲传习所设在苏州，开办数载，成绩颇佳。嗣因该所为筹集经费事，由各发起人向旅沪江浙两省昆曲家磋商筹款办法。现定于夏历本月二十一日起至二十三日止，假广西路笑舞台串演昆剧三天，所得剧资，全数充作该校经费。闻入场券分为三等：甲种二元，乙种一元，丙种一元，并闻昆曲家徐凌云、殷震贤等，允于会串昆剧时，每日加演各串四出云。”这则报道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票价很高。这从浙江昆曲家叶瘦鸿等也在同期到上海演出，“门票只售五角及三角” 即可见出；二是昆剧传习所“传”字辈的第一次沪上公开售票演出是与昆曲名家同台串演的，这也是票价很高的缘由之一。当然，票价高也与这次演出具有筹集办学经费的性质相关，以便于昆曲票友及各界人士解囊襄助。

昆剧传习所“传”字辈在沪上表演的第一日是5月23日。演《浣纱记》《越寿》《打团》《拜施》《分纱》《进美》《采莲》《千金记》《追信》《拜将》《十面》诸折，俞振飞（1902－1993）、项馨吾（1898－1982）等曲友串演《琴挑》《问病》《议剑》《照镜》等折子戏。晚场传习所“传”字辈表演《邯郸梦》四折、《连环计》三折和《烂柯山》一折，殿后的是曲友袁安圃（1904－1963）、项馨吾等的《游园惊梦》等经典折子戏。 日的《申报》增刊报道说：“今明两晚戏券已售订一空不售门票矣……传习所诸生，仅经三年之练习，而有此成绩，已堪嘉尚。”虽然这篇近1200字的报道提及传习所“传”字辈演剧的也就这么几句，大多讲的是曲友的客串衬托演出如何“佳构”及介绍赠送的剧场报的内容，但传习所“传”字辈第一次演出就能将后两天的戏券“售订一空”，显然订购票者并不仅仅是冲着这些老曲友的表演去的。25日的《申报》增刊以《今日昆剧传习所补演日戏》为题的报道，强有力地说明了这些传习所的“传”字辈给观众带来的惊喜：

连日昆剧传习所表演成绩，曲友加串名剧，嘉宾满座，蜚声扬溢，后至者一无容膝之地，或抱向隅而归。昨日主其事者，以四方人士，或有已经购券而未克入座，与闻风戾止，票额已满，至失迎迓者，议决商请笑舞台主再假一天，添演星期日日戏一天，已得台主允可，曲友担任串演。兹录传习所表演剧目如后：《定情赐盆》（《长生殿》），《别弟报喜》（《儿孙福》），《嫁妹》（杂剧），《养子》（《白兔记》），《八阳》（《千忠戮》），其后接以曲家张某良、凌芝舫、徐子权三君合演之《搜山打车》（《千忠戮》），徐韶九、项馨吾二君之《藏舟》（《渔家乐》），徐子权、潘荫棠二君之《磨斧》（杂剧），张紫东、俞振飞、袁寄沧三君之《小宴》（《连环记》）。传习所学生又殿以《请郎》、《花烛》、《卸甲》、《封王》四剧，凡持昨晚与今晚戏券，今日到场顾曲者，皆作有效云。

这与第一天的表演相比完全是一个大的反转。即由名票曲友殿后，为传习所的“传”字辈后生保驾护航，一变而为传习所“传”字辈殿后，名票曲友只是在中间“串演”陪衬而已！这明明白白地说明传习所的“传”字辈在上海的大舞台上已站稳了脚跟。其标志就是传习所的孩子们的表演口碑之好，让那些买了票的观众都“未克入座”，只能商请台主补演日戏一天，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这群孩子们与名票曲友的表演顺序也作了调整，传习所的“传”字辈成了笑舞台关注的焦点。

二、英才冒尖，风必摧之

昆剧传习所的“传”字辈从1924年登上上海笑舞台试演始，很快就引起了票友曲界的关注。从最初的三天演出后《申报》上就出现“朱生传茗正演《痴梦》，念白老道，表情合度，可造之材也”的评价，到1925年之后《申报》上不断出现朱传茗（1909－1974）、张传芳（1911－1983）、顾传玠（1910－1965）、周传瑛（1912－1988）等人的名字，说明“传”字辈中已出现了被票友观众所熟悉、关注、喜爱的“角儿”。人言曾在《记昆剧传习所学生》一文中说：“徐园昆剧传习所学生三十有六人，最长者二十一岁，幼者仅十三龄，以生旦净丑别之，小生六，老生、外、末九，净及白净三，丑、副六，旦十，老旦二。其题名之传字排行，小生用玉旁，老生、外、末、净等用金旁，丑、副用水旁，旦及老旦用草头。此三十六人中，艺已斐然可观者，十数人，余亦多可造材也。”这其中特别引人瞩目的是顾传玠（“玠”者美玉也），他似乎成了“传”字辈唱响上海大舞台十几年中的核心人物。

而从《申报》来看，顾传玠最初被报道评价是在1925年12月11日。“昆剧传习所由曲界特烦，定于本星期五（十一日）排演著名拿手好戏整本《连环记》。内中戏目，有《起布》、《议剑献剑》、《问探》、《三战》、《小宴》、《大宴》、《梳妆》、《掷戟》，由朱传茗、张传芳双饰貂蝉，顾传玠、周传瑛双饰吕布。该剧文武俱全，情节紧凑，益以该所演员，念唱清晰，表情细腻，届时必能得观众誉也。”这虽然还不是对顾传玠个人的评价，但显然他已经作为昆剧传习所“传”字辈中最出色的几个学员之一受到关注。

将顾传玠直接冠以“杰出”人才之名，并且排在“传”字辈之首的是1926年3月5日刊登在《申报》上的古诚所撰的《聆曲偶记》一文。文曰：“戏剧传习所设立数载，成绩颇佳，去载来沪献艺，博得荣誉不少。近又开演于徐园，余往聆者屡屡，咸甚满意。而其中人材之杰出者，以余所见，当推顾生传玠，张生传芳，朱生传茗。顾生习生，能戏颇多，每演一剧，对于所饰者之身份处地，颇能曲曲表出。其聪慧伶俐，殊不可及。张生传芳习贴旦，身材较小，然尚能应付，且对于地位亦甚明了，堪称难能。朱生传茗习正旦，扮相颇佳，做工亦好，惟咬字尚欠准确，每有含糊之弊，须纠正之。此三人所配各戏，尤称精湛。前观其《游园惊梦》一折，顾生之梦梅，朱生之丽娘，张生之春香，咸能不即不离。张、朱二生于《游园》一场，身段合式，毫不脱节。继而顾、朱二生之《惊梦》，描写双方情爱，一赧一羞，及歌‘转过那芍药栏’一节得体异常，不觉击节称赏。至今思之，犹有余音绕耳。因是笔记之，颇愿其勉力上进，昆剧一道，有后传矣。”由此可见，顾、朱、张实际上成了“传”字辈舞台上的铁三角，而顾、朱也俨然成为“传”字辈里的当家生旦。

在上文仅仅刊发半个多月后，《申报》的另一篇报道已将顾传玠和朱传茗冠以“著名”二字：“昆剧传习所著名小生顾传玠，因病辍演已久，兹已痊愈。十五日将在徐园表演新戏《贩马记》，著名正旦朱传茗等，亦充要角云。又闻该所应各界之请，于本月十六日起，每逢星期一、二、三、四、五，假座笑舞台演日戏，俾观众得就近参观，其星期六、日两天，则仍在徐园开演云。”显然，从新闻媒体的角度，顾、朱已奠定了上海大舞台挑梁新秀的地位，虽然此时他们的身份仍还是传习所的学生。这篇报道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业内人士已由关注新秀的戏目转而开始关注其人。顾传玠“因病辍演已久，兹已痊愈”，这个信息的披露看似随意，其实恰恰说明业内人士对顾传玠的戏已经有了一份期待，因而连同他的饮食起居、身体状况等也开始关注起来。这就是在现代传媒急遽发展的时代戏曲界新秀诞生所必然伴随的舆情现象。

一个戏班有了可以叫得响的生旦台柱子，票房利好就是必然的了。在上篇报道预告传习所“传”字辈将一周五天在笑舞台演日戏后不久，《申报》果然传来好消息：“昆剧演习所，自假座笑舞台于日间演唱后，卖座甚佳。刻闻将于阴历下月十一、十二、十三，由沪上昆剧名家举行大会串三天，届时必有一番盛况，以飨嗜曲家云。”可惜嗣后《申报》没有报道这次大会串的盛况。只是到了9月22日，《申报》增刊上刊载的何如的《听昆曲记》这一篇长文中才略带提及这次大会串是在酷热的六七月间在“新世界”日夜开演的。而票友在秋凉后进入传习所“传”字辈演出的“新世界”剧场时，只见“台上悬了上海名人的联语，都是用了嵌字格，赞赏朱传茗的；称许顾传玠，亦有一两联。……昆曲传习所一般人，比较上说，传茗、传玠，可算得全才。又处在昆曲存亡继续的当儿，一般爱好的人，对于所演昆剧中就有不满意的地方，亦都将就下去，不肯认真责备。”这番话是颇为中肯体贴的。

但自从何如的文章刊登之后，《申报》有一年多的时间几难寻觅昆剧传习所“传”字辈的信息，直到1927年12月9日的《申报》增刊刊出《笑舞台新乐府不日开演昆剧》短文，久违了的“传”字辈信息才浮出水面，挑头的仍是顾传玠：“昆剧一道，既具高雅词句，又有通俗寓意。去岁昆剧传习所开演于新世界，每日观众满坑满谷，继复在徐园举行，虽地址偏西，上座仍盛，后以他种关系，停演迄今。各界致函沪上著名曲社赓春集者，日有数起，足见社会人士雅爱此道之深。近有昆剧家张某良、俞振飞、吴我尊、沈吉诚诸君，组织维昆公司，即以笑舞台原址加记新乐府，斥资两万元，将院内建设布置，完全改革，金碧辉煌，富丽精雅。所有昆剧传习所全体角色如顾传玠、朱传茗、张传芳、周传瑛、华传苹、施传镇等四十余人，每日登台，一应服饰行头，添置费银四千余元。将来计划除收集整本剧络（当为“陆”——引者注）续开演外，每星期并恳沪上名剧家轮流会串其拿手杰作，不日开幕，定有一番盛况也。”

的确有一番盛况。笑舞台在热心昆剧人士的慷慨解囊下，转眼成为新乐府昆戏院（下简称为“新乐府”）。《申报》1927年12月14日的报道的确令人振奋，一扫曲友票友对昆剧传习所“传”字辈无端停演了一年有余的各种猜测和疑虑的荫翳：“新乐府昆戏院，昨晚开幕，未及七时上座已满，为笑舞台从来未有之盛况，亦自开演昆剧以来所未有之成绩也。各票房及个人所赠礼物计数百计，陈列全院实遍。演员精神，始终不懈，全场称叹。今日星期三，故有日戏，顾传玠、朱传茗、张传芳之《长生殿》，系璧合珠联之拿手戏，夜戏则有汪传钤、周传瑛之《对刀步战》，华传萍之《诱叔别兄》，顾传玠、朱传茗、张传芳之《牡丹亭》全部云。”“新乐府”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是因为除了社会各界的襄助和抬爱外，“新乐府”演艺人员的构成也是经过精心遴选的。无畏庵主说：“今新乐府之艺员，系由昆剧传习所开办七年以后所挑选，中间曾经多次严密的考查，牺牲不少的金钱心血，方聚集今日之四十余人，洵为不易。”顾传玠的日戏是与朱传茗、张传芳这个铁三角开台演唱珠联璧合的拿手戏，夜戏又是他与朱传茗、张传芳这个铁三角压大轴，由此观之，顾传玠俨然成为这个精心组合的“新乐府”的“台柱”：“顾传玠出场时，台上陈花篮数事，银制花瓶数具，泥金联一副。”由此可见他的气场之足！

顾传玠能成为传习所培养出来的首屈一指的杰出人才，除了因为他有极好的天分以外，也与他真下过苦功夫是不可分的。他曾对人说，他“在传习所的时候，单是练习摇头这一项工夫，就曾下过六、七个月的苦功，才能摇得合乎所谓‘美观’的标准”。但人红是非多，顾传玠之所以在他事业的巅峰时期突然离开了“新乐府”，其实就是因为他在“传”字辈中太出类拔萃了，“新乐府”的老板给他开出的报酬是其他人的三倍多，这自然让人眼红，也将他孤立了起来。倪传钺是顾传玠的小学同学，他是因顾传玠先加入了传习所，觉得有个伴，才加入的。他说“传”字辈“一九二五年到上海演出时一个人的酬劳才几块钱，一九二七年之后按角色有不同的待遇，一个人平均有三十几块钱，当时顾传玠领最多，他一个月可有一百多块钱”。正因为如此，郑传鉴曾回忆说，“新乐府”在大世界演出期间，“为了报酬问题……终于矛盾激化，民国十八年（1929）农历九月二十九日，在‘大世界’后台，‘传’字辈师兄弟与‘新乐府’老板闹得不可开交，最后摊牌”，从而导致“新乐府”散班。邵传镛曾提及的“传”字辈组织的“新乐府”解散的原因也可加以佐证，他说：“演员因为拿的钱太少，不高兴了，三十几块钱不够用。解散后顾传玠就离开了，‘新乐府’结束他就结婚了。”顾传玠离开“新乐府”，显然是“传”字辈戏台的栋梁被拆了，失去了一位最具号召力的小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年被推为“传”字辈师兄弟代表与“新乐府”老板严惠宇、陶希泉谈判的倪传钺，在谈及此事时大有追悔莫及之愧意。他说：“他们（指顾传玠、朱传茗）艺术上是好嘛！又不是捧不上的刘阿斗。”又说：“从现在看来，捧出一两个最受观众欢迎的角儿，不仅对这个戏班，也是对这个古老剧种的发展大有好处的。只怪当年自己太年轻、太幼稚，处处冲在前面……”当年正是“传”字辈对老板“捧角”耿耿于怀，才导致顾传玠在“新乐府”处于孤家寡人的窘境，已经很难再在戏班中立足，无奈之下，只能在他人生最高光、最耀目之时选择离班。但离班后又能去哪里呢？顾传玠对夫人张元和追忆此事时说，当时自己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接受梅兰芳的邀请，去梅剧团主演小生；一是接受严惠宇的资助，求学深造。最后，他选择了后者。

顾传玠为何放弃与梅兰芳合作，宁愿走上与他的心性相违的求学之路？学界一般认为是因为他出身自书香门第，“选择求学深造之路，也在情理之中”。但顾传玠当年选择去处的缘由恐怕并不这么简单。吴性栽（1904－1979）曾说，有一年梅兰芳“在上海义演《贩马记》，一时找不到小生，就请昆曲传习所出身的顾传玠配演（那时昆曲传习所的人都风流云散了，顾也放弃了舞台生活，进东吴大学读法律了），合作得很愉快。戏演过后，大家一起吃饭，梅顺便征求顾传玠的意见。顾年青，不懂得世故，他建议写状后，桂枝和赵宠先后下场时，增加两句念白和小身段，大家知道《贩马记》是梅的名作，已不知演过几百次，他的征询别人意见，认为无非是一种世故客套，都暗笑太天真了。岂知在这次后，梅再演《贩马记》时，果真照顾传玠所提的意见演出了，这种不耻下问、从善如流的精神，并世有几？” 梅兰芳何时约请顾传玠到梅剧团主演小生，已不得而知。但我们从吴性栽所说的这则逸闻中却能看出顾传玠的率真品性。他之所以在梅兰芳面前直言不讳，显然并非是因为年青“不懂得世故”，而是心气甚高，也曾是风云一时的名角儿。所以，他当年没有应邀加入梅剧团，主要是因为心高气傲，不愿寄人篱下，以免落得个凤凰落架不如鸡的尴尬境地。

三、屡聚屡散，由盛而衰

昆剧传习所“传”字辈从1924年初登上海笑舞台亮相，到1927年底“新乐府”时期就呈现演员阵容齐整、名角众多的演出盛况，但没想到的是很快就在1931年5月底组班“仙霓社”后困难重重，逐步走向衰败，实在令人唏嘘不已。1939年6月3日《申报》所刊忍庵的《记半年来昆曲》一文，提及南方仅存的昆班仙霓社又将辍演，分析其屡屡失败的原因，一共谈了六点：一是曲词。昆剧曲词及介白，均为文言，所以难以普及。二是广告。现代娱乐业都以广告推销，而昆剧班社经济拮据，无力宣传。三是阵容。传习所时期及“新乐府”时期演员阵容齐整，名角众多，“后因顾传玠之改业，施传镇之病亡，倪传钺之服官，以及姚传芗、马传菁、袁传蕃等人离社而去，实力稍减。然尚有朱传茗、张传芳、周传瑛、赵传珺、郑传鉴、沈传锟、汪传钤、王传淞、姚传湄等诸人。迨仙乐上演时，姚传湄远涉西南，华传浩脱离而去，丑角无人，老生老外又全仗郑传鉴一人，难于分配。而班底又日逐离去数人，留社者时常误场不到，排昆戏出，只得以他角承充，因此减色不少，听众亦觉扫兴”。四是剧目。原本戏路极广，但因角色不齐，只能反复搬弄几折老戏，一般人终觉多看乏味，观众自然看戏的足迹日疏。五是场子。“八一三”战后，上海成为孤岛，剧团欲觅一演出的场子极为困难，只能在别人演出的间隙插演，上座逊色就是必然的。六是时间。演出的时间受插演的限制，都是晚上观众吃饭的时间，自然裹足不前。以上六点对“仙霓社”失败原因的分析，显然是非常专业中肯的，既有外在的因素，也有内在的问题。

1941年5月7日《申报》上又刊登了署名楠所撰的《对仙霓社的期望》一文，此文缘于“仙霓社”的张传芳、郑传鉴（1910－1996）说“仙霓社”到端阳节后就打算收锣歇夏了，因为他们演出的东方书场场子太热，夏天上演非但演员汗流浃背，就是观众恐怕也是吃不消的。该文称“这个消息，凡是爱好昆曲或爱护仙霓社的社会人士，都觉得相当的惆怅”，于是该文作者对全国唯一的昆剧团“仙霓社”诸君说了四句“刺耳的话”：第一要自信；第二要自爱；第三要自强；第四要自制。之所以会出现针对“仙霓社”诸君说诸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要“洁身自好”之类的“刺耳的话”，其实恰恰是因为昆曲曲友们对中国文化，特别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髓的昆曲艺术的前途非常担忧，因而“不得不把复兴昆剧的最后希望放在仙霓社上”。可问题是，“仙霓社”从一开始组合就困难重重、危机四伏，让曲友们时常记挂困扰。在这些“刺耳的话”登出后的第七天，又一篇《申报》的文章《冒雨聆昆曲记》一开始就表达了这种忧虑的心情：“仙霓社是南方唯一昆班，犹北方之生庆社也，惟生庆是集合老伶工而成，仙霓纯粹是新乐府的学生。仙霓社在小世界、大世界出演时期，人材最盛。及后小生顾传玠弃业，老生施传镇病故，自战事发生，社员或逃避他乡，或改行营生。汪传钤、方传芸、郑传鉴、王传淞、华传浩、周传瑛、张传芳、赵传珺等，则跑江湖，落水路班。但仍不能过活，深恐流落他乡，遂相携回沪，万众一心，和衷共济，重整仙霓社，在大新公司游艺场出演。当时上座极盛，后又迁东方书场，不久社员分心，仙霓社复作广陵散，忽忽数年于兹矣！”

昆剧传习所“传”字辈从1924年5月21日初登上海笑舞台，到1941年末在沪上东方第二书场最后一次聚集奏演名剧三天后而星散，前后18年间屡聚屡散，造成此局面的原因很多，除了清末民初昆曲衰颓，来自鼎盛的京剧艺术的挤压外，其他因素也难以抗拒。一是时局差影响了上座率。沈传芷（1905－1994）曾回忆当年传字辈成立“仙霓社”后演出的情形：“在大世界、小世界这些地方演出的时候，看昆曲的人比较多，有时候星期六、日还可以卖到满座，二三百个观众。看昆曲的观众水平都比较高，一般人是不看的。”但“后来时局差，观众也少了，很多地方都唱不起了。当时我们的行头在一次轰炸中被炸掉了，我们采用包帐（账）的方式演出，就是演一场给多少钱，不管卖座，一天是一百元；结果有时卖座还卖不到一天的租金，维持不下去了，只好解散了”。所谓“时局差”，就是抗战爆发，日寇的炮火落在了老百姓头顶上，其实这已经不仅仅是上座率的问题了，而是连起码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仙霓社”只能解散，大家只能回到苏州躲避灾难，可没想到苏州也被日本人轰炸了，只能够躲到乡下。邵传镛曾回忆说：“‘仙霓社’最后的一场是在上海小东门福安公司楼上唱戏。‘八一三’事件突然发生，衣箱来不及拿就散了。那时我负责管钱和管箱子。那时小东门租界统统铁丝网围起来，我想去取行头，但我进不去。我们本说好去取行头的，但一个晚上炮弹满天飞，十三个箱子我一个人也拿不走，‘箱头’把一把钥匙交给我，就走了，我也无可奈何。我们放行头的地方在大世界后面的福昌里，有几个人住在那里，马传菁、朱传茗住在那里。过了三天，‘大世界’被炸开了，就此大家分散了。”没了衣箱行头，这个戏显然是无法唱了。

二是“副净”的地域方言难以传播。昆戏花脸除了很少的正净戏外，更多的是副净、小花脸、三花脸戏，这些被称作“风趣戏”的行当戏，主要是逗看戏的观众笑一笑，调节演出气氛。但正是这类戏，尤其是京戏里所没有的副净（昆戏叫“白脸”）这个行当，由于使用方言，就很难传承，上海人就讲不来苏州话，所以，这个行当的传承就出现了讲南京话的、讲丹阳话的，甚至有讲徽州话的。因此，这直接影响了昆戏在苏州地域之外的传播和上座，自然也使传习所学习这个行当的演员难以生存下去。其实，这也并非仅仅是“副净”的地域方言的问题，而是昆剧曲词、介白均为文言文，难以在绝大多数没有文化的观众中普及传播的问题。

三是唱戏的收入远不如教戏的多的示范效应。这是造成“仙霓社”社员“分心”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其中，沈传芷的示范效应是不容低估的。沈传芷就是依照他父亲沈月泉（1865－1936）的意思，⑨在传习所结业后便到北京、天津、嘉兴、吴江、南京、上海等地以教戏为生，虽也有月收入三十块的时候，但“一个月拿六十块，生活过得很惬意”则是常态。抗战胜利后的几年，沈传芷应赵景深之约到上海给银行界的票友教戏，“一个月的薪水二三百块，这个时候的生活很好的”。而他应“仙霓社”之约帮忙在上海大世界、小世界唱戏期间，每个月“领四十块，日场和晚场各一场，一天唱两场”，虽然那个时候物价低，“一天花个一块钱便应付得过去”，但毕竟不如教戏既来得轻松，又收入更多。当年沈传芷学做生意，传习所成立几个月后他坚持要进去学戏，父亲无奈才让他入了行。但沈月泉显然知道儿子学戏太晚，扮相不太好，个子也矮，在舞台上挑不了大梁，所以，他让儿子在他的桌台边学戏，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希望他将来出去以后能以教戏为生。由此，沈传芷成为传习所能背最多戏文曲子的学生。他回忆说：“父亲对我特别严格，单独教我的时候，常是要我背曲子，也常一早叫我起床学戏。所以我能背的戏很多，我背得出来的戏文，大概有二百多出。”其实，不仅仅是沈传芷靠教戏生活，抗战爆发后，传字辈的“仙霓社”解散，方传芸（1914－1984）、朱传茗、郑传鉴、华传浩（1912－1975）、邵传镛等也只能效仿沈传芷，靠给票友、给徐暮云任校长的中华国剧学校的学生，甚至给越剧演员教戏为生。1942年5月27日的《申报》上刊登的健帆所撰的《仙霓社昆班复活》一文也证实了这一点：“近悉该社艺员留沪者，仅余十人。……若辈辍演期内，强半恃授曲糊口，其间以传芳、传鉴、传茗应聘之处所较多。”

四是昆剧传习所的创办者缺少长远的规划。畸人在1938年面对仙霓社的生存窘境时在《申报》上分析道：“该所初办的时候，穆藕初先生当然可以说是一个最大的支持者。到现在南方还能保留着这么一个专演昆剧的小团体，实在不能不归功于穆先生。但是，以我个人的观察，当初穆先生在经济方面所费的力量大概的确很不少了，可是在精神方面似乎用的力量还不够。换句话说，就是长久的计划当初似乎并不曾用。不然的话，我相信用了那么多的钱，费了那么长的时间的筹备，仙霓社到现在是决不会像这样偏处一隅，毫无发展的。”这是一语中的的。

五是“传”字辈都成家后的经济压力增大。倪传钺（1908－2010）曾回忆说：“一九二九年、一九三零年的时候班子里的人都是二十来岁，人才济济，大家全心全意为班子付出，加上那时还没成家，虽待遇不算高，但因没家庭压力，日子过得舒服自在，同时新乐府的演出也在那时达到高峰，当时有句话‘看昆腔，到大世界’。这段时间大概是最令人难忘的日子。一九三一年新乐府结束改成仙霓社，困难就多了，加上大伙也成家了，经济压力也随着而来，日子就比较艰辛了。”显然，成家而不能立业所带来的经济压力，是压垮“仙霓社”的最后一根稻草。

六是“新乐府”台柱子顾传玠的离去。1938年11月24日畸人在《申报》上刊文论及昆剧传习所蜕化为“仙霓社”大有每况愈下之势的原因时，提及“如顾传玠、倪传钺的离社，施传镇的去世，也不无相当影响”，这是实事求是的。此文刊发仅二十天后，《申报》上又刊出南丁所撰《昆曲小生顾传玠》一文，作者在“不闻顾之消息已久”的怅然里，试图更清醒冷静地思考一代名伶对于一个艺术剧种、一个艺术班社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

当新乐府出演笑舞台时，朱、顾并称，为顾曲者所赞赏。昆曲以小生、五旦为全出主角。朱传茗与顾传玠二人，即一五旦一小生也。尤以顾之小生，最出人头地，能唱善做，扮相清秀，即老于昆曲者，亦许为可造之材，成为新乐府之领袖人物。其中颇彰，所演之戏，无论巾生、官生、雉尾生、黑衣生，均可应付裕如，在昆曲小生中，确是人材。嗓音虽较低而善用，巾生戏《玉簪记》、《西厢记》、《红梨记》、《牡丹亭》等，足够应用；官生如《白罗衫》、《铁冠图》等，亦不见枯竭，即素称难唱之《西楼记·拆书》一折，并无声嘶之弊；黑衣生尤佳，《拾柴》、《泼粥》、《守岁侍酒》等，形容穷途书生，惟妙惟肖，扮相亦清秀；饰官生尤适合其份，四六板戏，如《贩马记》、《百花点将》等，皆极精彩。故登台之后，由沪至苏，由苏返沪，入大世界演唱，生涯大盛，大半为聆顾曲而来，为人倾倒如此。曲家吴瞿安先生，为排《湘真阁》传奇，即以顾为主角，佐以朱传茗、倪传钺、施传镇三人，相得益彰，开演之日，座无隙地。未几，顾忽宣布入东吴求学，不复与人相见红毡氍上，新乐府遂大受损失，改名仙霓社，终致一度星散，未始非受顾脱离之影响。而外间颇有传闻，顾之所以辍演，完全受恶势力之引诱，有陈太太者，补助学资，其中难免暧昧。结果，苏州钱家事传布，方知所谓陈太太者，实郑夫人也。自此而后，不闻顾之消息已久。今仙霓社东方出演，顾常到后台，愿顾从此不再脱离，则昆曲中兴，方有希望。而爱护昆曲之曲家，亦当督察顾之行动，俾弗再有郑夫人之事发现，亦所以爱护顾之名誉也。

所谓“最出人头地”“新乐府之领袖人物”“为人倾倒”都是顶格的溢美之词，但从当年顾传玠的巨大影响来看，这些赞词也并不为过，仅从《申报》当年对顾传玠事无巨细的关注，也可印证他是极其出类拔萃的“昆曲中兴”不可多得的人才。1939年1月11日的《申报》报道了顾传玠当晚应光华大学同学的邀请在光华大学青年会所举行的慈善会上演出《贩马记》的消息，4月13日的《申报》上曼伏所撰《昆剧界珍闻》一文又披露了他要结婚的信息：“名昆伶顾传玠，本名顾志成，入新乐府昆曲传习所习艺。因传习所学生悉以‘传’字排名，顾扮风流小生，有‘看煞卫玠’之誉，故更名为顾传玠，与朱传茗、张传芳同享盛誉。由新乐府而仙霓社，爱好昆曲者，对顾之演技，印象至为深刻。后忽弃伶而仕，曾一度入苏州东吴及光华之附中攻读，旋又入南京金陵大学农科肄业，毕业后一度在镇江干过农村工作。战后始转道来沪，偶感友人之请，重行（当为“新”——引者注）粉墨登场，亦不过客串性质而已。曾由严渭翁及本报‘自由谈’编者胡山源君之介，与名昆票张元和（1907－2003——引者注）女士（即前清苏州抚台张书绅之孙女）于二月三日在中社订婚。昨日喜讯传来，知顾、张之好事已近，定本月二十一日，假四马路大西洋菜社结婚，同庆‘闺房乐’，‘懒画眉’欣‘傍妆台’，‘龙凤呈祥’，‘佳期’‘待产’‘玉麒麟’。闻是日由仙霓社社友发起，举行京昆堂会云。”我们不难看出，此报道通篇都充溢着对顾传玠“忽弃伶而仕”的惋惜和对其演技“印象至为深刻”的赞誉。

综上所述，昆剧传习所“传”字辈1924年年初首次在上海徐宅以堂会形式亮相演出，同年5月21日正式登上上海笑舞台试演便很快引起了票友曲界的关注，直到1927年底“新乐府”时期呈现演员阵容齐整、名角众多的演出盛况，再到1931年5月底组班“仙霓社”后困难重重，逐步走向衰败，最终于1941年末在沪上东方第二书场最后一次聚集奏演名剧三天后而星散，前后18年间屡聚屡散，经历了由盛而衰的漫长曲折的过程。《申报》当年并不完整的报道和所刊载的分析文章，勾画出了昆剧传习所“传”字辈最初18年的演艺行动轨迹，留下了诸多直到今天仍值得反思的问题：一是时局差影响了上座率；二是“副净”的地域方言难以传播；三是唱戏的收入远不如教戏的多的示范效应；四是昆剧传习所的创办者缺少长远的规划；五是“传”字辈都成家后的经济压力增大；六是“新乐府”台柱子顾传玠的离去。这其中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一代名伶对于一个艺术剧种、一个艺术班社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